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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创投圈依然存在“追风口”的现象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出台的这项税收优惠政策备受创投圈关注。这个税收“大礼包”将给创投领域带来哪些影响?当前我国创业投资有何新趋向?创投和初创科技企业如何实现共赢?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
  1988年底的一天,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24号的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大厅里挤满了人,一个嘴里吞钱又吐钱的“怪物”,引来众多路人驻足围观。舶来品ATM机的出现,带来了金融服务科技化的初体验,也开启了中国金融科技的萌芽期。
  一晃30年过去,在大洋彼岸美国底特律的一家酒店内,入住的中国旅客们习惯性地抛出一句“能用支付宝吗”,却被当地服务员误认为问候语“你好”。这个率先开启全球金融服务互联网化的国家,如今的移动支付交易总额尚不及中国的1/50。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高科技及大数据等方面的不断跃迁,中国站上了全球金融发展的浪潮之巅。金融与科技的不断融合,于无形中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金融业的生态链,甚至渗透至中国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
  “消失”的现金
  上世纪80年代初,“有奖贴花储蓄”曾风靡一时。对于彼时刚参加工作的浦发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薛建华来说,如此创新的银行揽储方式,令他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只有5元钱也能存到银行,换一枚贴花,贴在存单上,到期还能兑奖。
  “有奖储蓄”带来的新鲜感,很快在上世纪90年代被存折、银行卡的“便捷性”所取代。此后仅十几年光景,银行卡又被取代,一串串数字组成一个个虚拟账户,从交通、餐饮、购物到娱乐的所有消费,“扫一扫”、“滴一声”,一秒搞定。
  中国跳过了国外漫长的信用卡和借记卡普及阶段,直接晋升到无卡化时代。而推动时代进程的,便是在科技进步、智能手机迭代更新的大背景下,移动支付的迅速普及。当然,消费者教育水平、人与人之间信誉度的提升,也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
  当人们正享受着无现金生活带来的便利时,传统金融机构却承受着因现金消失带来的转型之痛。瑞银在一份报告中说,由于移动支付的崛起,估计仅2016年度,传统的银行和支付处理机构就损失手续费达300亿美元。
  一个显著变化是,银行的作业模式开始发生质的变革。过去是靠门口发传单来抢客户,而在互联网时代,“秒杀”、“浪涌”等高业务量并发场景才是银行之间互相抢夺流量的战场。
  随着移动支付的步步渗透,传统金融机构的危机感与日俱增,全面开启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
  “在未来五年战略目标中,我们进一步提出要科技引领,打造一流数字生态银行。”薛建华说,这意味着要关注客户对新体验的需求,积极推动业务经营嵌入实体经济场景,打造线上经营平台,加强线上获客和经营。
  “消失”的网点
  在银行工作近30年的李海云,这几年最直观的感受是:柜台矮了、玻璃没了。“刚进银行时,我在柜面工作,银行的柜台高度大概到我胸口的位置。我们坐在玻璃隔断背后,为客户办理基础的存取汇兑业务。后来,柜台慢慢变成了开放式,柜面上玻璃也没了,我们直接拿着平板电脑与客户交谈。”
  客户和银行间距离的拉近,不仅仅表现为柜台由高变低,隔断从有到无。李海云所在的平安银行,去年新开了零售智能新门店,门口的人脸识别系统能第一时间精准识别客户,客服由被动变主动。
  “很难想象现在90%的银行业务都能通过智能机具、iPad来完成,速度都以分计甚至秒计。科技释放了部分人力,可以使我们更专注地为客户提供顾问式的个性化服务。”飞速的变化让李海云感慨万千。
  原来需要到柜面办理的业务,现在均可通过手机银行、电子银行自助办理。这不禁让一些业内人士忧心忡忡:未来大量“机器”新员工,会不会要和柜员、客服等银行人“抢饭碗”。
  一组数据显示,近两年来,银行网点增速大幅放缓。截至2017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总数22.87万个,其中新增营业网点800余个,较2016年新增数下降了375%。同时,更多的网点在消失,2017年全国共有1942家营业网点收到终止营业的批复,而2015年时这一数字仅为191家。
  银行物理网点的缩减,真的只是因为高科技出现后简单的替代与被替代关系吗?显然不是。离柜业务率上升、物理网点减少等与人工智能的促进作用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是银行主动适应新形势,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加快自身改革的结果。
  业内的一个共识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冲击下,那些如银行柜台业务等劳动力重复、需要大量计算的岗位容易被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所有业务都会被科技手段所取代。未来银行网点也不会完全消失,其更多的职能是从传统的交易处理型向服务型、营销型场所转变。
  “未来网点的功能定位,除了出于合规要求必须面签的业务,和需要当面交接的服务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与客户进行情感沟通的场所,可能未来的网点形态就是一个会所、一个交流空间。” 青睐“硬科技”
  此次税收优惠政策对初创科技企业的条件作出规定,比如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60个月);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不低于20%等。
  创客总部合伙人陈荣根告诉记者,这项税收优惠将直接提高投资人的收益,激励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早期项目中来,特别是对公司制基金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除了税收优惠政策,创投行业关注点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当前,相比于模式创新,创投界更倾向于投资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型项目。不论从基金的总量还是单个项目的投资额,都有增多的趋势。”陈荣根说。 “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按投资额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政策受到创投领域的欢迎。这项政策将进一步促进更多投资人关注初创科技企业,尤其对一些还在斟酌考虑阶段的投资人,可能会强化他们的投资意愿。”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会长、上古资本董事长李汉生表示。
  “比如生物科技、新材料、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相较于模式创新,这些科技创业门槛更高,周期较长。”李汉生说,在从“0”到“1”这个创业阶段,一些“硬科技”企业缺钱、缺人、缺资源,我们希望创投圈能够借此次政策东风,与创业者一道成长。
  不管是模式创新还是“硬科技”创新,“追风口”的问题依然存在。“此前共享经济领域有一波投资热潮,最近比较火热的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创客街创始人兼董事长莫嵘说。同样,海创邦(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丁伟明告诉记者,目前创投圈依然存在“追风口”的现象,一些真正有长期价值的好项目反而被冷落。
  李汉生说:“所谓‘风口’上的投资,会制约投资人的视野。有一些好的创新项目,可能不在‘风口’上,但却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如果投资人总是以‘风口’来选择项目,可能会错失很多良机。”
  在“风口”之外,科技创业有着更广阔的领域。西科天使基金创始人李浩表示,科技创新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这要求投资能覆盖更多领域。但目前还是相对集中在头部和个别行业,一些更加基础的、底层的领域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注企业价值
  “好的天使投资应是‘情怀’与‘理性’并重。”李汉生说,一方面有成全创业者的热心;另一方面也能通过理性选择,使投资获得较好收益。不能先考虑退出,再考虑投资,如此投资逻辑会导致一些早期好项目乏人问津。
  当然,“情怀”和“理性”都应建立在对科技企业创新价值的准确判断上。如何锁定具有投资价值的初创科技企业?
  李浩表示,他们的标准主要是,技术壁垒是否够高,应用前景是否够广阔,团队的价值观和能力如何。
  “我们的评估要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技术要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和领先性;具备一定的应用验证,满足市场刚需,且市场空间大;商业逻辑成熟;有比较完备的团队。”陈荣根说。
  丁伟明则认为,判别项目的价值主要基于投资人对项目的理解,如创业者的素质、技术水平、使命感和责任感,等等。决定是否值得投资的标准是,技术是否原创、团队是否能将技术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市场空间是否足够大。
  软银中国资本投资总监梁霆说,他们主要考量技术壁垒是否能够确保在未来竞争中占据较长时间的优势,市场是否广阔,团队是否有上进心和冲劲等。
  聚焦长期利益
  随着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的活跃,会有更多创投和初创科技企业携手,如何避免分歧,实现共赢?莫嵘表示,考虑到初创科技企业的失败率较高,创业者和投资人都要有容错心态。
  丁伟明认为,投资者和科技企业创业者产生矛盾往往是创业者无法履行投资前的业绩承诺。这时双方应互相退一步,找出问题根源,全力帮助企业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
  陈荣根说,创业者和投资人有可能在业务方向、发展模式和经营理念等方面产生分歧。面对这种分歧,投资人可以给出分析建议,但应尊重创业者的意见,帮助对接资源但不指手画脚,给创业者留出空间。
  此外,投资人和创业者还应注重不同阶段地充分交互。“比如,科技企业创业初期,在经验、资源等方面存在不足,投资人需要像保护‘种子’一样给予更多资源支持。到了后期,科技企业可能更需要市场拓展、开发客户方面的帮助,这时投资人给予帮助和配合的重点也应随之转变。”李汉生说。
  在李浩看来,投资人和科技企业创业者最容易引发分歧的就是对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不同关注。由于长期的、富有耐心的资金供应不足,高质量科技项目的缺少,创业者和投资人常常以短期利益走到一起。只有在资金和项目方面具备更多选择时,双方才会挑选更加志同道合的伙伴,关注更长期的利益,从而减少分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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